《敦煌石室经卷总目》第八册著录到第42页为止，其后有题记若干则，最早的是民国元年（1912）六月的查勘题记，由此可知，这一次登录编号应完成于1910年～1911年，亦即甘肃解京敦煌遗书入藏北图之初。这些题记还反映出这批遗书入藏北图后的一些情况，为我们提供不少第一手资料，今特依时间顺序，移录于下：
“实存八千六百六十二卷。中华民国元年（1912）六月查讫，已装裱者五卷在内。”（书于第八册第42页B面天首。）
“二年（1913）三月二十七日查到此止”。（书于第八册第42页B面位字79号后）。
“民国二年（1913）十一月一日查无遗失。”（书于第八册第42页B面）。
“原数八千六百七十九卷，除送奥京博物院四卷，送张季直君四卷、暨原缺十一卷外，实存八千六百六十卷。民国六年（1917）五月查讫。
查元年（1912）六月所记，实存卷数系八千六百六十二卷。较之目录及现存卷数多出二卷，兹特注明。”（书于第八册第43页a面天首。）
从上述四条题记可知，到1912年，最初整理出的8679号遗书尚有8662号。到1917年，则还剩8660号。缺少的19号中，4号赠送奥地利博物院，4号赠送张謇，另外11号为“原缺”。详情如下：
赠送给奥地利博物馆者：羽48号、羽49号、羽50号、羽51号；
赠送给张謇者：羽52号、羽53号、羽54号、羽55号；
原缺者：日13号、日17号、日19号、日20号、盈86号、辰45号、露50号、结73号、为27号、玉17号、剑75号。
所谓原缺，是否即为被偷盗者？现已无法考证了。
1917年6月以后，馆藏敦煌遗书又被魏家骥等人偷去一卷。 事见1918年赵宪曾题记：
“本年八月，教育部次长与本馆馆长宝山袁先生③命将敦煌石室写经检查一次。当即于是月三十日约同吴君寅斋、孙君北海、李君照亭、杨君伯林、李君杏臣、黄君敏中从事检查，计七日而完。其起止与底薄相符者均在薄内盖一“查”字；不符者亦均旁注更正。并于晒□后，在院内晒曝一日。添请谭君志贤、张君靖容、杨君介卿监察清点。计连善本□室原装裱五卷，（去年被魏家骥等盗窃一卷，已送审判厅判罪，教追。尚未追回。）共存八千六百六十卷。与民国六年（1917）五月间吴、沈两君所查数目符合，并无缺少。惟日期短促，未量尺寸；又一卷内之横断数截者，亦未及一一查明，遍注起止。均须俟诸异日可也。民国七年（1918）十月十五日赵宪曾记（章）”。（书于第八册第43页A面～B面。）
“以上共存八千六百六十卷。去年被窃失一卷亦在其内。未能断定即难（能？）追回故也。七年（1918）十月十九日宪曾又注（章）。”（书于第八册第43页B面。）
被盗的这一卷为岗37号，终于未能追回。所以，到1918年，实存8659号。其后，1918年10月及1919年1月又从柜橱发现及从残经箱中挑拣出若干遗书：
1918年10月在柜橱内共发现5号，其中有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翟安德写《大般涅磐经》。赵宪曾先生将它们著录在第八册第43页B面，并在天首注曰：
“以下五卷系在橱内散存，未登入底薄者。此次检查始发见之。故仍照以前办法，摘要记入，以免遗失也。赵记（章）十月十九日。”
民国八年（1919）一月从残经箱中整理得残经五种，另有残经343页，小册21本、卷4幅、佛像1纸、白纸143张。从事整理工作的张宗祥先生将五种残经著录在第八册第44页A面上，将其余诸物之总数、包数记录在第46页A面上，并作题记述其整理始末谓：
“八年（1919）一月初任馆事，查阅各处，见有箱中散纸。问之主管写经孙君，云：此皆历任馆事及部中已经清过之碎纸也。不忍去，故积于此。予乃禀命于馆长袁观澜先生，复与孙君清理，作万一可遇之想。凡一星期，二人□日向灰土中抓寻，间说故事以为乐，得此五种及以下碎页一百四十三张。嗟乎！公家之物，乃如粪土。此数种者，若非予与孙君重为清理，更历年岁，亦喂蠹而已！其间右装成册者，实蝶装所自起。以告观澜先生，先生亲至馆阅之，亦甚喜。予语之曰：｀唐经现仅四、五十元一卷，长且三、四丈。此区区者何足多？但孙君吃灰土不少，实可嘉之。＇先生是日在馆晚餐。明日予语孙君曰：‘作事岂敢居功。所望社会上不以此事目予辈为小人足矣。然而忍人唾天，还著已面者岂少耶？’复笑曰：‘予乃以佛自拟，罪过！罪过！’因拉杂记之。一月十四日，张宗祥记。”（书于第八册第44页A面～B面。）
灰中得宝，欣喜之情，溢于辞表，而其于社会与论之感慨，又何其深耶！
赵宪曾、张宗祥等先生发现、整理的这些遗书，未编千字文号，没有纳入前述8659号之体系。从《总目》之著录看，这些遗书后来也曾多次清点，故亦铃有“复查”、“查”等朱印。但其后下落如何，尚等进一步考索。估计可能编入详目续编部分。
已编千字文号的那部分遗书，虽已有《敦煌石室经卷总目》这样一个目录，但这只是一个财产账似的流水草目，甚不便于学人研究。故此，陈垣先生于1929年编纂了敦煌学界第一部分类目录《敦煌劫余录》。由于洪30号、宇39号、昃62号、宙44号、宙68号等五号于1921年提存历史博物馆；制60号于1927年遗失；所以《敦煌劫余录》实际著录8653号。但因为《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中常有一号多件的情况，而《劫余录》则按照一件一款的原则著录，故《劫余录》共著录出8738款。解放后北图拍摄这一部分敦煌遗书之缩微胶卷时，依《劫余录》之顺序重新给号，一款一号，便编成8738号。故此，北图的这一部分敦煌遗书现有两种编号：一是当初的千字文号；一是其后的缩微胶卷号，亦即《劫余录》的顺序号。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的陈晶、王新同志编纂的《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索引》可供两号互检之用，学人称便。
《劫余录》是陈垣先生在《敦煌石室经卷总目》的基础上创造性劳动的成果，代表了当时中国，也是当时世界敦煌遗书整理的最高水平。由于它毕竟是只用了三个月时间仓促编成的，所以也存在不少缺点，如《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中有的经名考订错误，不少经名尚未考出，《劫余录》一仍其旧。从体例上讲，《劫余录》依一件一款的原则著录，当一件遗书上有几个主题内容时，它往往只著录其中主要的一种，而将其余诸种写入附注，甚至略而不注。从而影响了它的科学性。
1929年，北京图书馆成立写经组。依据现存的写经组工作报告等各种档案资料，先后参加过写经组工作的先生很多，现尚可知其姓名者有：徐鸿宝、胡鸣盛、李炳寅、徐声聪、张书勋、陈熙贤、于道泉、许国霖、李兴辉、孙楷弟、朱福荣、王廷燮、王少云、马淮等。从1929年到1935年，除了其它工作，诸如编纂巴黎藏伯希和敦煌遗书照片之分类节目、古籍整理之外，主要是为馆藏敦煌遗书编纂目录。经过全体成员的艰苦努力，到1935年初，已为原《劫余录》著录的这部分敦煌遗书重新编纂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分类目类，定名为《敦煌石室写经详目》（附《检目》）。《详目》将《劫余录》部分敦煌遗书全部重新加以考订，然后分类予以著录。共分类方式斟酌日本《大正藏》及《万字藏》而损益之。著录内容包括编号、起止字，长度、纸数、行数、起止之卷品及经文，庋藏号数（空）、总目号数、备考等。目录中不仅著录起止字，而且说明起止于某经某卷品某句经文之某字。时而还有一些简略的考证及说明。凡《劫余录》定名有误的，亦为纠正。如帝字57号（缩微胶卷号109），《劫余录》误作《圣善住意天子所问经》，长期无人觉察。黄永武《敦煌宝藏》、日本龙谷大学中田笃郎《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均因袭《劫余录》旧说，其实应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笔者是1985年整理北图藏敦煌遗书时发现这一问题的，而此次发现早在五十余年前，在《写经详目》中已经作了纠正。凡此种种，不能备述。应该指出的是，在考订编目的过程中，周叔迦先生起了极大的作用，许多不知名的卷子是经周叔迦先生鉴定而后定名的。可惜的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华北局势动荡。为防止意外的损失，北图于1935～1936年将馆藏敦煌遗书装箱南运，以避战乱，写经组工作陷于停顿，已编好的《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其索引未及最后修订定稿，也被束之高阁。事过境迁，此事竟再无人提及，在故纸堆中埋没了五十余年。直到1990年8月笔者与几位同志共同清查原写经组各项遗物，才发现前辈学者这一成果。在此，为了表彰前辈学者的卓越成就，也为了让敦煌学界的朋友们大致了解这一《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的概况，特将当年写经组组长、编目工作的实际负责人胡鸣盛先生所撰《详目总目凡例》全文发表如下：
《敦煌石室写经详目总目凡例》
此目详细著录前教育部移来敦煌石室八千六百七十九号（中有缺号，有一号裂为二、三轴者，均见索引通检表）古写本，故定名为《敦煌石室写经详目》（按，写本中经文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兹举经以概其余，下仿此）。
此目各则系分千字文总号（此总号乃根据前学部所编之《敦煌石室总目》）、尺寸、纸数、行数、破烂情形、卷首卷尾起止（首尾起止系登录各卷首二行各行之起首二字及卷尾二行各行之末二字）、经文起此、题跋及装订情形等类。登录遇有须加考定者，则用极简单文句说明。
此目分部别类，虽参考《大正藏》、《万字藏》者为多，然古写本之种类，多有为各藏所无者，故其部类仍较各藏略异。
编辑此目人凡数更，鸣盛赓续编成此目，后又复将以前同仁所编各则通行校订一次，除更正其错误者外，窃以各则乃诸君子心血之结晶，改易应当极其慎重，故全书体例仍有不一，尚祈阅者谅之。
缮清此目以北平李君柄寅用力最久，次则湘阴许君国霖，次则北平李光辉，特此申明，用昭三君之勤劳。
古写本中有各书未见著录者，有前人假托流传者，有六朝、唐、五代诸贤随手撰记而首尾未全者。鸣盛学识谫陋，每遇此种，虽即再三审慎考订，然终觉多有未安。倘海内僧俗诸大德，检查此目，发见鱼鲁亥豕之处，务气赐函指示，以便更正。
二十四年（1935）一月胡鸣盛谨识。
从上述凡例之最后一条可知，此《详目》原拟出版，但终究事未果而埋没五十余年。国运蹙则文运蹶，思之令人扼腕叹息再三。从《劫余录》到《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反映了我国学者在敦煌遗书整理方面前赴后继的努力，精益求精的精神，一丝不苟的作风。其间凝结的前辈学者的心血与智慧，永远熠熠发光，激励我们前进。
当然，《详目》也并非尽善尽美，白璧无瑕。无论是体例、分类、考订、定名，都有可斟酌处。现《劫余录》部分8738号遗书完好无损珍藏在我北图善本部，我们正在前人劳动的基础上，编写一部更加完整、准确、科学而实用的《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二、详目续编部分
第一次清点整理后，北图又从甘肃解京的敦煌遗书中继续清点、整理出一批相对比较完整的遗书，亦依《千字文》编号，每字系100号，因上接《劫余录》部分，故第二批遗书的千字文编号从“让”字开始，共用了“让、国、有、虞、陶、唐、周、发、殷、汤、坐、朝”等十二个字。中间空缺“吊、民、伐、罪”四字，不知何故。又，最后的“朝”字只编了92个号，故此第二批整理清点的遗书总数是1192号。这次整理大约是在1929年北京图书馆写经组成立之前完成的。
由于没有公布全部目录，前此人们对这部分遗书了解甚少。个别有心人从许国霖编于1936年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目录》中得知北图敦煌遗书已编出虞字号、陶字号、唐字号乃至周字号，但详情究竟如何，便无人知晓，故前此对这批遗书的存况猜测甚多。据这次实际勘查，第二批清点、整理出的1192号遗书亦保存完整无损。不仅如此，当年的北图写经组也已仿《详目》的体例，为它编纂了一部目录，定名为：《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亦附有配套的索引一种。这项工作也是在1935年前完成的，同样被埋没五十余年。在此，将原写经组编纂的《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总目》公之于世，一则彰先贤功绩之不没；二则供学界同好了解这批敦煌遗书之大致内容；三则从这个《续编总目》亦可大略推知前述《详目》之结构分类。
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总目（略）
上述《详目续编总目》中的“一卷”，亦即一号。以上共计149种，1192号。这批遗书目前尚未拍摄缩微胶卷，其中有些卷子纸质较脆，需作技术处理后方可阅读。
三、残卷部分
1987年，北京图书馆由文津街7号老馆搬往白石桥路39号新馆，由于一些技术上的原因，善本书虽也搬到新馆，但未能入库。1989年冬至1990年春，善本书全部顺利入库，随后进行全面清查。搬库时，笔者发现从原老馆善本书库搬来木箱两个，标有“残破经卷”字样，向多位同志询问，均谓不知何物，便与几位同志打开查看。发现其中均为陈年旧纸包着的一个个小包，不少包纸上钤有写经组印。打开小包，赫然便是敦煌遗书。每包所包遗书为七、八件，十余件不等，残破情形亦不同。大抵为长约20～30cm、或20cm以下之残片。间或也有一些较长的卷子，但均为纸质较软已糟朽或纸质特硬已脆坏，不易打开者。并有很多引首与素纸。询之善本书库工作人员，都说这两个箱子一直存放在库内，年代已久，从来没有人动过。从各种情形判断，可以肯定这是当年甘肃解京之旧物，经第一次、第二次等两次整理后剩余的残片。可能就是《敦煌石室经卷总目》第44页天首所谓之“残经箱”，张宗祥曾从中爬寻经典者。年深日久，遂鲜为人知。今逢善本书库大搬家，才重见天日。不过当时因忙于搬库，无暇及此，故仍照样封锁，与其余敦煌遗书集中存放。
1990年8月，笔者与善本部杜伟生、王扬、姚永炬三同志用近一周的时间对这批残卷作了彻底清点，总计清点出近四千号，大致情况如下：
一、佛教文献，2382号。包括经、律、论及其疏释等，还有经录、目连变之类。其中约900号篇幅较大，其余1400号左右为篇幅较小的残片。
二、道教文献，10号。
三、帐契，15号。
四、杂类，31号。其中有牒状、四部书、九九表等。
五、有版本研究价值的遗书，9号。其中包括早期牒装、折装等书籍装祯形式。
六、纸质帙皮，34号。
七、藏文、突厥文，13号。
八、引首，740号。
九、素纸，377号。其中若干号上已划有乌丝或朱丝栏。
十、轴，3号。
在这批遗书中发现年款题记数条，如：
“开皇十二年岁次癸丑四月八日弟子李思贤敬写供养。”
“龙纪元年正月十七日”。
“天福七年八月”。
“天福七年十一月日典张环押”。
“维大晋天福八年□，文书不得乱□”。
“时天福九年甲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几号遗书是蝶装后再加线装。我们知道，唐代书籍均为卷轴。其后出现蝶装与折装，后又出现线装。传世书籍中，蝶装与线装似乎两不相涉。近年在河北丰润发现的辽代刻经，却为蝶装后又加线装，为我国书籍装祯之演变史提供了实物依据。而敦煌遗书中蝶装后又加线装之实例的发现，为研究这一种装祯形式提供新的资料。
这次清点，一方面因时间仓促，另一方面因这些残卷长期被捆作小包，几十年未曾打开过，乍一打开，都蜷缩成一束，有的糟朽脆裂，已无法展开，如不进行技术处理，不可能阅览与进行编目工作。故此，此次只是将全部残卷检视一过，作一个简单分类并统计其数量。由于有些卷子已无法完全打开，所以统计的数字实际也只是一个约数。将来把这批残片彻底修复、整理以后，才能统计出确切的数字。近一周时间，几位同志终日在散发着千年古老气息的故纸堆中爬梳，虽然吃了不少灰尘，但时而为发现佳品而鼓舞。奇怪的是，居然在这纸堆内发现几块鸟粪。据从伦敦修复斯坦因敦煌遗书，回京不久的杜伟生同志讲，在伦敦也发现了同样的鸟粪。我想，这应是敦煌遗书“废弃说”的又一佐证！⑤
这三千余号遗书虽然均为篇幅不大的残片，但也时有佳品发现。如其中发现一件宴饮时的酒令舞谱。与已经发现的舞谱相比，上面有“左右左”等步法提示，还出现新的动作标示字，为研究唐代的酒令舞谱提供了新的资料。又如在北图敦煌遗书的后续入藏部分，藏有一个卷子，编号为新1440号，是《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卷三，这是印度著名的唯识十大论师之一安慧的著作，历代经录没有著录，历代大藏经也均不收，非常可贵。伯希和特藏也藏有一号，但为节录，而新1440号则是全文。该卷篇幅巨大，共1322行，尾有题记谓：“释门法律法严奉写记。”可惜首部残缺。但此次在残卷部分竟然发现了该卷的首部。两相缀合，丝毫不差。
北图善本部已对这批残片以及其他残破的敦煌遗书进行修复，并正在对包括残卷部分在内的全部敦煌遗书重新编目。
四、后续入藏部分
应该说明的是，这批资料并非全部都是敦煌遗书，其中有若干日本写经，有若干解放后从其它地方出土的唐、宋写经，也有敦煌遗书与吐鲁番文书的照片、敦煌遗书的过录本乃至若干伪造的敦煌遗书。这些情况，在北图内部使用的装箱目录中均有注明。但由于上述非敦煌资料当初都是混在敦煌遗书一起，同时移交善本部的，按照北图登录与保管的惯例，它们便与敦煌遗书一起登录，并暂时存放在一起，待将来正式整理时再作处理。“文化革命”后，北图将后续入藏的1800余件资料中的1650号摄为缩微胶卷，其后又将其中1056号的片头卡片汇总在一起，编纂为《敦煌劫余录续编》，油印后供善本部工作人员工作时参考。由于它不是正式出版物，因此当时并未将其中的若干非敦煌资料剔除。后来，由于部分馆外研究人员研究之需要，《敦煌劫余录续编》逐渐外流，从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从这批遗书的流传渊源讲，它们又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原藏旅顺博物馆之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另一类是藏经洞自1900年被发现后便逐渐散逸到私人手中之遗书及由甘肃解京后被人盗窃从而散逸在私人手中之遗书。
关于大谷敦煌遗书，前此社会上乃至敦煌学界猜测甚多。这批遗书自被大谷光瑞卖给旅顺之后，长期一直由旅顺博物馆保管。50年代，由文化部将其调拨到北图。有关调拨的原始材料及清单至今仍藏北图档案室。笔者与尚林、荣新江两同志依据罗振玉、叶恭绰当初对这批遗书的著录、大谷光瑞“寄托”这批遗书时的目录、前关东厅博物馆（即旅顺博物馆）目录，旅顺博物馆上交清单等一系列有关资料逐一查核，发现大谷探险队所得之敦煌遗书之绝大部分已卖给旅顺，旅顺博物馆经日本统治，苏联红军占领等历史沧桑，所存敦煌遗书略有缺失，缺失的遗书中包括《六祖坛经》一种。1957年，文化部将这批遗书上调北图时，给旅顺博物馆留下若干件。实际上调北图的为623件，编作621个号。其中汉文412件，编作412个号；藏文211件，编作209个号。现均完好无损。⑦
第二类遗书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它们大都是由识货的人从大批遗书中挑拣出来，故从总体上讲，它们的研究价值较高，其中不乏稀世之珍。有不少是当年罗振玉、刘幼云等人的收藏品，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散目》中亦有著录。从遗书上所钤印章看，不少遗书曾几经辗转，几易其主。然而，正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上辗转流传多年才被搜购集中，而当时有些利欲薰心之徒因敦煌遗书名高价昂，不惜作伪以求利，故其中也杂有若干伪卷，需慎重鉴别。
这批遗书由于曾在社会上流传，故不少均曾经装裱。其中有些装裱得相当华贵，并有很多收藏者乃至名人，如罗振玉、王国维的题跋，黄宾虹的题画等。有些装裱则较为粗糙，甚至有将整卷遗书割裱为折装本或册页者。有的一册粘贴几件甚至十几件、几十件遗书。
在此还要着重指出的是，几十年来，不少先生为了祖国的文化繁荣、学术昌盛，将自己珍藏的敦煌遗书捐赠或转让给北京图书馆。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义举。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将另文介绍。
*本文最初发表于《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二期。收入本书时有修订。
注释：
①《敦煌述略》，《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增刊。第65页。
②北图所藏敦煌遗书的千字文编号，到底是什么时候编的，传统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甘肃解京时编的；一种认为是这批遗书入藏北图之初编的。
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序》谓：“原号（即千字文编号，——方按）者，由甘肃解部时所编之号。”是谓该千字文编号早在从莫高窟起运之时就已经编成。
不过，现知这批遗书共有一万三千余号，其中有编号的只有八千余号。也就是说，相当大的一批遗书并没有编号。既然是从莫高窟起运时编的号，为什么有的编了，有的没有编呢？有点说不通。从这一点看，很象是入藏北图之初编的号：为了便于整理编目，先将其中比较完整的挑出来，编为八千多号，而将残破的留待将来处理。
另外，据敦煌故老相传，遗书从莫高窟起运后，当夜停留在敦煌县城某乡绅所办学校中休息，该乡绅乘机偷盗若干。还有，我们都知道，遗书抵京后，监守人亦曾自盗。如果当时已经将这些遗书逐一编了号，那么，那些偷盗者不会那么容易得逞，即使用撕裂卷子充数的办法恐怕也不行。
陈垣先生写作《敦煌劫余录·序》时，距遗书解京时间不长，他的说法应该是有根据的。但是，上述矛盾的确存在。我推测，大概从莫高窟装车起运时并未编号，只是清点了一个数字。而且只是将较为完整的卷子清点记数，每一百件捆为一大包。下余的残片则胡乱包裹起来。记数时所用的，大概就是千字文号。所以有甘肃解京时即有千字文编号的说法。其实当时所有的只是一个大约的总数，所以偷盗者可以容易得手。真正的逐件编号工作是到了北图以后才进行的。这种编号工作自然只能从已经记数的部分开始，从而形成解京遗书在北图分为几大块的情况。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谓：“民国初年，予至北平，颇震惊八千轴之数，冀于此得佛教以外之宗教史料，尝就方家胡同图书馆检其目录，惜当时所写定者仅二千余号，以未窥全豹为憾。”也反映了遗书进入北图以后逐渐编目的情况。
③即袁观澜先生，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④序号乃笔者所加。
⑤参见拙作《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
⑥其中不包括近年新购的。
⑦参见尚林、方广锠、荣新江：《中国所藏“大谷收藏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经为中心——》，龙谷大学西域研究丛书之一，1991年3月。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